上世纪，大丰境内的地方国营淮南纱厂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老厂。解放前夕，该厂作为新四军军需棉被制服的定点供应兵工厂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积极贡献。在大丰人民的心目中，淮南纱厂俨然就是苏北的“南泥湾”。

1944年5月，上海商人蔡茂林等12人，集资5.6亿元（伪币），在台北县（大丰当时的称谓）新丰镇创办淮南纺织工业社。开办时有细纱机3台，纱锭1164枚，职工156人。之后，伪旅长谷振之投股该厂。1945年9月13日，新四军苏中部队一举解放了大中集和新丰镇。苏中区党委作出决定，民主政府接管伪旅长谷振之在新丰镇的淮南纺织工业社的逆产，将其改名为淮南纱厂，成为苏中新四军唯一的纺织军工厂。

该厂是当时苏中解放区最大的机械化纺纱织布厂，因此台北便成为苏中新四军军用纱布的主要供给地。为了恢复和扩大生产，苏中军区供给部先后派胡敏任指导员，茅琮任厂长。胡敏到厂后，认真宣传执行党中央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，广泛接触蔡茂林等资方人士和一般职员，建立良好合作关系。她还办起工人夜校，亲自担任教员，组织工人学政治、学文化、学唱革命歌曲，在工人队伍中培养先进分子，先后发展多名党员。1946年6月，淮南纱厂党支部正式成立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大家有序组织生产、开展革命斗争，为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。

1946年春，淮南纱厂接受苏中部队的军需任务，专门纺织制作军服的细布和药用纱布等。厂内新添布机14台，每月为苏中部队提供纱织毛巾30件和细布1000匹。此时正值敌我军事拉锯时期，该厂经常遭到敌人的骚扰，虎视眈眈的敌机经常在厂区上空盘旋窥探，工人们一听到警报便立即疏散，警报解除，又迅速回到车间劳动。有时敌机在厂房上空疯狂扫射，瓦砾和弹壳就掉在布机上。到了晚上，为了防止暴露，工人就用黑布把窗户遮严再生产。工人们还在距厂10里路左右的地方布下流动岗哨，一旦发现敌人向新丰方向出动，就立即向厂里通报。尽管紧张的工作节奏和时刻面临生命危险的威胁令人身心俱疲，但大家并没有放弃乐观和希望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工人们团结友爱，坚守岗位，生产热情十分高昂。

革命战争形势异常紧张，党和政府却始终牵挂着该厂的生产和工人的生活情况。1946年深秋的一个晚上，厂里灯火通明，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忙生产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在台北县县长黄亚成的陪同下，来到生产车间视察。由于保密关系，粟裕没有公开身份。他边走边和工人们打招呼，亲切地对大家说：“工人同志们辛苦了，你们厂对革命贡献很大啊，所织的细布我们部队团以上干部才能穿到。”他勉励大家继续努力，支持解放战争。当晚，军务繁忙的粟裕又赶回前线指挥打仗。几天后，大家得知那天来的是粟裕司令员，个个都激动不已，热情高涨的工人拼命生产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记录。

1946年11月底至12月，国民党军队从东台沿途北犯。当时新丰镇还没有被占领，因此全厂上下齐动员，一方面作斗争部署，积极做好迎敌准备，另一方面对生产和人事作出妥善安排，暂时撤离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，工厂则由地下党组织领导坚持生产。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工人们想尽办法，用布将门窗遮掩严实，开夜工、加班次，以认真严谨的工作热忱和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超额完成了供应任务。为躲避敌人的耳目，工厂将少部分纱、布供应市场，而更多的成品则用小船运到联络点，再转运至我军后勤部门。新丰镇被敌人占领后，谷振之的儿子谷东升带了一帮反动军队从南通来到新丰，企图强行将工厂的机器设备全部搬走。危急关头，地下党组织把全体工人组成护厂队，并推举郁文、鲁春瑾为代表，以要生活、保“饭碗”的名义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“说理”斗争。面对敌人的屠刀，工人们牢记粟裕司令员对淮南纱厂寄予的厚望，每个人都充满斗志。在谈判室内，敌人强迫负责人邬桂林交出工厂家底。邬桂林毫不畏惧，绝不松口。敌人恼羞成怒，将其毒打一顿。地下党员组织工人一起高呼口号，抗议敌人对工人吊打迫害，强烈要求释放邬桂林，工人、群众的吼声震天动地，害怕的敌人只得将其释放。之后，敌人几次企图强行冲进工厂，大家手拿铁锤、扳钳、木棍，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，挡住了敌人的刺刀、粉碎了敌人的威逼利诱。双方对峙了一整天，最后，敌人抢走了一些东西便仓皇撤离。不放心的工人们继续坚守阵地，保护厂房、机器直至天明……

1951年1月，从硝烟中走过来的淮南纱厂进行了清产核资，并全面恢复生产。如今，虽然风云激荡的岁月已经远去，但该厂工人“团结奋斗，永攀高峰”的精神至今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，开启新征程。

地方国营淮南纱厂

织布车间意大利剑杆织机

1944年建成的淮南纱厂原厂房

解放战争时期，纺纱中的梳棉机器设备